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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中国超级大城市,但同时也是老龄化程度比较深的城市。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364.8万人,占总人口的16.9%。
缓解老龄化压力,北京市对养老事业高度重视,养老事业迅速发展。特别是以服务90%以上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成为工作重点,而其重要载体——养老照料中心(街道层面)、养老服务驿站(社区层面)在政府主导和大力推动下,迅速增长。
2016年,北京市颁布了《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京老龄委发〔2016〕8号)》,根据规划,到2020年底,北京将建成1000家养老驿站。而截止到2018年底,北京养老驿站超过500家。
然而,这些快速崛起并不断增加的养老驿站,经营得如何,在现实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和作用,未来的发展形势如何?
分析人士指出,与我国养老机构遇到的问题一样,养老驿站同样面对着老人收费不能太高和人力成本不能太低的两块“天花板”,这让养老驿站盈利变得困难。
60加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已建成并运营的养老驿站90%处于亏损状态。虽然有政府大力补贴,但这些养老驿站仍面对着很多现实问题。此外,租金成本、人员成本居高不下,时刻威胁着养老驿站的生存空间。
一、盈利能力弱:各种养老驿站,90%都处于亏损状态
据60加研究院调研数据,目前养老驿站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政府补贴、照料服务和助餐服务,其他多为公益性质或低价服务。调研发现,月收入不足五万的养老驿站占据了一半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A型驿站盈利比率为11.63%;B型驿站盈利比率为9.78%;C型驿站盈利比率为13.64%。这意味着不同类型驿站平均盈利率也就一成左右。
二、政府补贴占大头,但仍存着很多现实性问题
在养老驿站的所有收入中,政府补贴占据大头。调研发现,政府补贴占总收入50%以上的驿站高达40%。以西城某养老服务驿站为例,该驿站运营1年以上,但政府补贴资金仍占驿站总收入75%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政府给的资金占驿站成立以来总收入比例:收入占比30%以下的11.97%;收入占比30-50%的19.23%;收入占比50%-75%的8%;收入占比75%以上的占8.75%。
目前政府补贴包括两部分:一是政府一次性补贴或租房补贴,二是政府流量补贴。流量补贴包括服务流量补贴、托养流量补贴、连锁运营补贴和运维支持。但在流量补贴实行过程中,养老驿站也面临着一些实际的困难。
1、服务流量补贴
服务流量补贴是根据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服务收费流量总和的一定比例给予的资助补贴。服务流量补贴范围不包括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照料服务收入、政府购买服务收入。服务流量补贴按照不低于服务总收入50%的比例予以资助。
现实困难:目前养老驿站主要承接的是居家上门服务,而上门服务比集中式养老服务耗费的时间长且效率低。调研中发现,居家上门平均每位工作人员每天只能完成2-3单,月服务人数在200人以下的驿站占据50%以上。
且现阶段老人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普遍较低,驿站提供的是低廉甚至是免费的服务项目。因此,服务总收入并不高。
再加上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刷卡消费后,驿站才能拿到补贴。调研中发现,不少老人的消费习惯让他们不愿去银行开通养老助残卡的支付功能,这也会增加上门服务的难度。
还存在流量如何界定的问题存在。例如驿站对老年人提供的心理慰藉、讲座、集体活动等算不算提供服务,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养老驿站的发展。
2、托养流量补贴
托养流量补贴是指根据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开展照料服务给予资助补贴。日间托养每天照料时间不少于6小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参照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政策,按照实际收住情况,日间托养每人每天给予不低于15元的托养流量补贴,短期全托每人每天给予不低于30元的托养流量补贴,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全托照料每人每月给予不低于1000元的托养流量补贴。
现实困难:照护服务是养老驿站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驿站的照护服务是受限制的。根据《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设施设计和服务标准(试行》指出,驿站可针对有特殊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开展短期全托,短期全托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15天。对于需长期托养的老年人,统一推介转送到附近的养老机构(照料中心)接受全托服务。
此外,部分养老驿站养老照料服务中心存在竞争关系。调研发现,部分养老驿站运营者和照料中心分属于不同的运营者,驿站与照料中心之间则在服务对象、服务区域、服务内容上存在重合,最终形成竞争关系。由于养老驿站的服务人口、辐射范围、服务能力有限,竞争优势较小,与养老照料服务中心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养老驿站提供照护服务的难度。
3、连锁运营补贴
连锁运营补贴是指对品牌供应商承接若干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运营,并实施同一服务标准、品牌连锁运营给予的奖励补贴。按照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连锁机构的数量给予连锁补贴,每连锁运营1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给予不低于5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现实困难:目前,养老驿站的连锁实际上产生的规模效应很小。这是由于服务业连锁和便利店等行业连锁差别较大,便利店等连锁可以通过供应链体系降低成本,但养老驿站连锁中,每个店需要固定的人和设备,且相互之间的业务协同关系较小,规模效应并未产生。
以诚和敬为例,目前诚和敬在北京打造了超过100家驿站,但整体处于亏损状态。所以,连锁化对养老驿站到底有没有作用,值得思考。
三、发展增值服务能力弱,老年旅游、老年教育服务难以开展
除了基础服务收入较低以外,和完全市场化的养老企业相比,养老驿站发展增值服务的能力也比较弱。诸如老年旅游、老年教育等近年来大火的服务内容,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养老驿站很难介入其中。
而政府对养老“会员制”的要求也进一步限制了养老驿站市场化的空间。《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监管办法(试行)》提出,除利用自建或自有设施举办的养老服务机构外,严禁实施会员制。
四、运营成本高,租金占总成本一半以上,人力成本负担重
在驿站盈利能力较弱的同时,养老驿站还承受着高额的成本,包括场地租金、人力和水电成本。
尤其是场地租金,占据总成本的一半以上。目前,城市驿站中,政府无偿提供场地设施的养老驿站占比超过60%。即使这样,盈利依旧是个问题。一旦政府不再提供免费房屋,租金将成为养老驿站不可承受之重。
统计数据显示,养老驿站的场地及设施来源,自有的占13.33%;政府无偿提供的占14.36%;自己租用无补贴的占7.14%;自有房屋+政府提供补贴的占9.52%;共用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占11.76%。
人力成本也是比较沉重的。根据调研,大部分驿站的工作人员在5人以下的驿站占据60%以上。假设一个驿站雇佣4名员工,每人月薪4000元,一年的人工成本至少约为14万元左右,再加上驿站工作人员的培训费用、社保费用等,如果再加上专业的医护人员的话,这个成本可能更高。
统计数据显示,驿站现有工作人员数量1-3人的占10.32%;4-5人的占11.5%;6-8人的占18%;8人以上的占8.57%。
水电成本。虽然北京实行养老驿站按照民水民电缴纳水电费,但实际调研中发现,很多驿站依就按照商业标准缴纳,远高于居民用水用电收费标准,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驿站,进行煤改电工程后,电量消耗居高不下,且未能享受村民的用电补贴制度。例如某养老驿站租某大厦一层建筑,无法改水改电,难以实现按照民水民电缴纳。
综上,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北京养老驿站能够维持运营主要还是依赖政府的补贴,一旦政府停止输血,养老驿站不具备自我盈利、自我发展的能力。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爱菩乐生研究团队认为:首先,政府应对本地区老年人的情况进行详细的摸底调查,到底有多少老年人及其结构是怎样的,这些老年人都需要什么样的老年服务,老年人自身的平均支付水平是多少;第二,养老驿站、养老照料中心以及养老公寓等,可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服务类型都有哪些,这些服务产品的费用情况(每人每小时服务类别及收费价格)是多少,哪些服务已经成熟,哪些业务还需要大力拓展以及精细化发展,也要有个评价和指导;第三,对所有60岁老年人及其家庭进行评估,界定其需要何种级别的养老护理及养老服务,对应哪些服务产品和类型,需要支付多少养老服务费用;第四,政府补贴精准化,老年人需要的服务收费和老年人自身可支付的费用之差,则是政府需要给予的财政补贴,其目的是让老年人消费得起,并且这个补贴可直接拨付政府指定或认可的养老服务机构,这样以来,养老驿站等养老机构则有了稳定的财源,可持续为老年人提供其真正需要的服务。其中的关键点,是由政府机构统一实施,合理评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程度的养老服务及产品项目,这样的目的是最大化节约和合理配置养老服务资源。目前,政府补贴占养老驿站收入50%以上,这个力度已经很大,但养老机构、养老驿站仍旧是亏本经营,主要的问题还是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老年人自身支付能力大大限制了养老驿站的业务增长空间。因此,如果通过科学评估之后,政府补贴及其下的各种基金、保险等资金支出(医保基金、长期护理险等)能占到老年人养老服务支付的90%以上,那么需求端一下就搞活了,供给端则不愁没有市场和盈利。